谁是杀害富士康员工的凶手

富士康的“十连跳”将这个代工巨人推向了风口浪尖，社会各界对其恶评如潮，轻则说企业缺少文化，重则认为缺乏人性，甚至称之为“血汗工厂”、“集中营”。

我们自古以来就存在这样的现象：只有牺牲才能唤起人们的觉醒，只有大量的牺牲才能唤起当局的觉醒，只有大量重复的牺牲才能唤起全民的觉醒。矿难如此，看守所的离奇死亡如此，这次也不例外。员工的离去确实激起了政府和民众的愤慨，让死者的鲜血没有白流，让生者的心灵多有慰藉。但是依我之见，“千夫所指”指错了方向。

有媒体报道，富士康竭力为企业开脱，对员工生存状况闪烁其辞，将跳楼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死者自己和社会。不知这是某人为巩固其谴责立场而捏造的消息还是确有其事，我却亲耳听到过相反的报道——富士康发言人刘坤在接受央视的电话采访中，表达了的对公众的检讨和对警方的配合。刘坤自然是迫于舆论才这么说的，而实际上，跳楼的主要责任理应归咎于死者自己和社会。

员工达60万之巨的富士康集团，不啻于一个县城的规模，其企业管理、企业文化、员工福利等各方面在同行中都算得上佼佼者，既没有给员工施加过大的工作压力，也没有克扣员工的血汗钱，还给员工依法缴纳社会保险，又给员工建立娱乐设施，甚至在每位员工工牌后印制求助热线电话……这样的企业已经尽到了应有的责任，不如它的企业还多如牛毛，只不过别人暂时风平浪静或风浪不够大而已。

据调查，富士康跳楼的员工多数由于感情挫折、家庭困境和生活压力。据报道，富士康工会组织过一次有奖活动：只要准确说出室友的姓名、籍贯、工作部门，就可以获得1000元奖金，堪称送钱活动。不可思议的是，几百名员工只有1人获奖。富士康提供的心理救助服务点鲜有员工光顾，有人坦言即便有需要也不会去，担心被别人认为神经病。缺乏基本的适应能力、抵抗能力和社交能力，如此脆弱、冷漠、虚荣的员工难道是富士康造就和独有的吗？这样的员工在其他企业就能起死回生吗？我们怎能将自己的快乐、财富、成功寄托于他人？又怎能将自己的懦弱、贫穷、失败归咎于他人？存在感情、家庭和生活压力的人何其多，倘若按这样的跳楼标准，中国早已血流成河。

既然多，为什么偏偏发生在富士康？这恰是人性的另一弱点：盲从。盲从到连死都要死成一样，第一个跳楼的人是需要勇气的，就像第一个走进心理救助站的人，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换句话说，同样的员工在其他企业可能会因为没有先例而放弃自杀，即便自杀也可能不会选择跳楼；相反，其他企业有自杀倾向却没有实施的员工，在富士康很可能会果断地选择跳楼，因为每一位员工的坠落，都是对彷徨者的可怕的暗示。

无论从法理上还是道理上讲，自杀者本人就是凶手，但如果只认定唯一凶手，那一波接一波的舆论就显得毫无深度和意义，事实上的确存在第二凶手，那就是教育。今年五月四日，温家宝总理访问北大，向学子们提出了五项要求：远大的理想、高尚的道德、渊博的知识、强健的体魄和完整的人格——我相信这也是对中国教育的要求。可我们的学校做到了什么？如果说我们多少还知道什么是理想，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体魄的话，那么人格，就彻底属于陌生的领域。人格是控制自我心理、情感、意志的能力，它不是物质，却拥有比物质更强大的力量，是人们走向社会、适应生存的精神支柱。我们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有多少时间在关注人格？又有多少时间在完善人格？每一个企业的目标都是盈利，每一个学校的使命都是教育，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企业像学校一样肩负教育的重任，但有权利谴责学校不履行教育的天职！所以，如果非要说杀害富士康员工的凶手另有其人，就是我们不完整、不严谨、不单纯的教育。

然而凶手还不止两个，深究教育的根源，是整个社会急功近利、资源分配不公的结果，这不仅导致教育的偏航，也引发了生存的压力。生存的基本条件不外乎衣食住行，薪水处于同行中上水平的富士康员工都感到压力了，不如富士康的呢？事实上，在生活压力方面，已然不是比富士康好还是差的问题，所有年轻的非富二代们都有一颗想死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