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世界的恶意

2020/09/23杂谈#外交#种族歧视#社会#世界观#价值观

前不久,微博热搜“美国黑人在上海商场辱骂中国人20分钟”引发网民群情激愤,一时间各种反杀铺天盖地:黑人滚回非洲滚回美国、黑人是未进化的猩猩,黑人活该被枪杀。4月份,泰国艺人Bright与网红女友的一段对话点燃了中泰网友史诗级骂战,起因是Bright说“真漂亮,像个中国女孩一样”,女友回复“台湾女孩哦”;没过几天,Bright就新冠疫情发表个人言论,再次触怒中国网民。据说该事件成为两国建交以来最为严重的民间舆论冲突,最后以Bright本人道歉,泰国官方出面澄清收场。9月18日当天,一名松下员工在朋友圈发布“勿忘国耻”的图片后,被其中国籍领导指出“注意舆论导向”、“是准备离职吗?”次日,松下发表声明称:“针对近日松下员工发布正当言论被干涉之事,松下十分重视,将进一步与当事人核查事实、 严肃对待。”尽管松下官方并未授意言论干涉,却依然被中国网民群起攻之。

类似的辱华、排华事件不胜枚举,媒体和网民对这种事也格外来劲。综合来看,不单美国人、泰国人、日本人,任何人只要对“中国”或“中国人”稍有冒犯,我们都会站在国家大义的高度同仇敌忾,人身攻击之余怒斥其“滚出中国”、“不配做中国人”,这几乎是中国人对待外界恶意的基调,特定情况下是汉人对待其他族裔的基调。不过,在黑人的案例中,现场居然被骂了20多分钟没人制止,等事情发酵后全都跑网上逞能,我们的“大义”也有待商榷。某些时候我并不反对有组织的群体抗议,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为什么我们的神经如此敏感,我们的红线如此脆弱?究其根源:我们如何定义“我们”,我们如何理解“恶意”,以及我们如何看待世界。

“我们”的演化是一个不断构建自我认同边界的过程。刚出生时,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随着成长不断将周围事物纳入“我”的范畴,逐渐有了我的玩具、我的父母、我的床、我的家,然后延伸到我的城市、我的国家、我的民族,继而形成每个人独有的世界观,任何对我所认同事物的冒犯都会被视为对我个人的冒犯。所以,在一省之内,我们会歧视别的城市,一国之内会歧视别的省份,世界之内会歧视别的国家。对于绝大多数的“我们”来说,这种自我认同拥有一个共同的边界,叫做“中国”,而“我们”,则是“中国人”。因为我们的文明是如此强大,强大到在人类历史进程的前3/4都曾领先于世界,强大到统治了农耕时代所能达到的最辽阔的疆土,强大到足以同化一切入侵的外来文化,强大到数千年来我们不仅弘扬其精华,也墨守其糟粕。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展开空前浩大激烈的政治运动,以沉重代价换来今天高度统一的核心思想,改革开放后,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融入中华文明的血液,党和政府与国家的概念等量齐观。

认同边界越宽广的人,其内心越强大,越不容易被针对特定群体的恶意所触怒,宽广到极致便回归原点,“我”不再属于任何边界,“我”升华成遗世独立的个体。但人的内心并不是想强大就能强大的,人的认知也不是想宽广就能宽广,需要借助自身的知识、阅历、财富、权力、或所在群体的力量。一个普通打工者即使身在都市,也很介意别人贬低他的家乡,一个知名企业家哪怕出身贫寒,也能正视各地的差异。为什么美国白人几乎到了百毒不侵的地步,无论你骂他们国家假民主、假自由、没文化、大农村、种族主义,还是他们政府低效无能警察暴力执法,或者翻出几百年前的屠杀印第安人的黑历史,外加一切辱华的言论去辱美他们都完全不在乎,甚至陪你一起骂得比你还狠,因为第一,美国事实上的强大让所有的恶意黯然失色;第二,他们虽然认同自己美国人的身份,但并不等于认同美国的一切,他们的价值观甚至可以不属于任何单一国家。美国黑人之所以更容易感受到恶意,是因为他们的遭遇如此屈辱、他们的肤色如此鲜明,种族的共性根深蒂固到想否定自己都难,而你越在意的事物被冒犯,感受到的恶意也越深。

中国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之强烈,堪比伊斯兰极端保守派,其显著特征是自认为的优越性和排他性。一方面,为了维护中华文明的地位,我们常常自我陶醉于悠久的历史、壮丽的山河、博大的语言、精深的美食、经典的国学、高超的医术、非凡的武艺、英明的政府、勤勉的官员;我们非常享受来自世界各国的赞美,以致于对个别国外媒体的正面评价如获至宝,以致于国外网友一句“我爱中国”足以成为他的财富密码;有时嫌赞美不够,还不惜伪造各种事迹进行虚假宣传。另一方面,我们害怕任何对中国的批评、嘲笑和侮辱,即便许多恶意无伤大雅;害怕一切影视、新闻、网络的负面信息,哪怕有些只是真实历史。不夸张地说,若不是网络封锁了直接与世界对话的通道,恶意远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也恶得多,而这有限的恶意传播到国内,便能激起声势浩大的诸如反日、反韩、反法、反澳、反美浪潮。我们大言不惭今天的成就完全得益于自己,所有的灾祸都因他人别有用心,这就是所谓“大国风范”和“文化自信”吗?如果我们由衷地为“中国”感到自豪,那么一定有无数值得自豪的理由,这些理由足以消弭多数所谓恶意,——除非这种自豪并非出自真心,而是被强行灌输不愿被戳穿的泡沫。

我们在认为被他人歧视的同时,歧视他人的本性源远流长且不自知。纵观华夏五千年,中国人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认为自己和外族是平等的。当处在历史巅峰时,目力所及皆称“蛮夷”,蕞尔周邦之所以受到“尊重”,只因他们臣服在天朝脚下;五胡乱华直至元清,汉人宣扬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思想千古流传,至今仍有大汉族沙文主义者批判蒙满误国;近现代百年来,中国视外来文明为奇技淫巧嗤之以鼻,直到受外敌侵犯饱受屈辱,既丢掉了大国尊严又加剧了对外族的仇恨;今天的中国全面崛起,让人恍惚觉得快要重返世界之巅了,但崛起的中国既不能教化遥远的欧美,亦没有臣服咫尺的邻邦,我们看待世界只剩两种心态:仇视和藐视,仇视一切三观不像我的,藐视一切武力不如我的。

试看欧陆50国,能入中国人法眼的顶多英法德俄,无一例外被鄙弃为没落的帝国主义,对曾经的社会大哥也多有不屑;亚洲邻邦自古以来都只是我们的藩属,无论嘴上如何尊重,其实打心眼里瞧不上;至于中东、非洲这些烂泥,建交归建交、援助归援助,正如对待文章一开始的黑人的态度,别人骂也就罢了,你一个奴隶的后裔也配?唯一一个有资格与中国并论的国家有且只有美国,但给予这种资格也是心服口不服,换句话说即便我们在几乎所有局部领域都对美国顶礼膜拜,但整体上硬要持批判态度,崛起的错觉让很多人以为我们取代美国的地位指日可待了。更有迷之自信者,认为当今世界只有三种主权国家:中国、美国、俄罗斯,言下之意其他国家都是丧权的走狗,不配和我们平起平坐。总而言之,我们膨胀得快拦不住了,普天之下除了中国,别人都不行,世界完全可以简化成两个国家:中国和外国,也只有两种人:中国人和外国人。

今年以来,中外关系持续恶化。中美贸易战旷日持久,中印边境一触即发,中英联合声明与香港国安法互不相让,中加因孟晚舟事件陷入困境,中捷因议长访台相互指责,中澳因疫情、华为问题跌入冰点,日韩遗恨未解、两岸不共戴天、南海风云叵测……俗话说,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折腾别人,为什么全世界都跟中国作对?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威胁到西方国家的利益,因而令世界惶恐,美国之所以盟友遍地,完全是武力震慑的结果,其他国家以丧失主权为代价唯其马首是瞻,只要国力足够强大了,我们同样可以宾服四夷。当今国际秩序的形成,自然不排除武力、利益的因素,却也远不像上世纪纯靠武力那么简单粗暴,否则这世界怎么可能独立出近200个国家。美国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强大的,尽管我们倾向于解释其强大源于天时地利,那只是不愿承认他开放、包容、妥协、合作的态度,以及民主、自由、平等的基因所起的作用;日本护照对191个国家免签居全球之首,不是我们口中所嘲讽的美爹颁发的,他美爹的军事力量比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还强也不能只手遮天;欧洲黑暗的中世纪结下的世仇,并没有影响今天北约、欧盟、申根区的达成;同文同种的“五眼联盟”之间互通有无,也改变不了同根同源的大中华区离心的现状。数千年威权统治下的我们,大概很难理解那些所谓丧失主权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毕竟我们曾经认为开放通商就算丧权辱国了。

一个简单的道理:当看见一辆车正在逆行,我们可能觉得正常,看见两辆车也没什么,当十辆百辆都在逆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得想想,究竟谁在逆行?今天中国的处境,固然有西方主动挑衅的一面,却很难说全都“别有用心”。对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为我们筑造了坚硬的外壳,使我们很难接受更为普遍的价值观念,甚至天然抗拒所有逆耳的声音,而一个国家越狭隘、保守、敏感,无疑就越容易被冒犯、被疏离、被孤立。

我们不能否认,这是个由西方文明主导的世界,西方文明几乎构建了整个人类知识体系的大厦,世界各国包括中国都在享用它带来的利益。但西方文明的崛起不是因为它天生卓越和不可颠覆,相反是因为它允许被否定和改良,并在优胜劣汰中融合为人类共有的现代文明,这正是科学精神的奥义所在。而我们所坚守的文明,既无法改变世界,也不容被世界改变。我们一面抗议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一面喧嚷和谁谁谁必有一战。我们因为一个犹太人辱华,就附会纳粹对犹太的种族灭绝;一个黑人辱华,就为黑人遭枪杀喝彩;我们面对911恐怖袭击欢呼雀跃,目睹日本大地震调侃“可惜只死了那么点人”,甚至公开庆祝他国疫情人数突破百万大关,我们在人类共同的灾难面前非但毫无恻隐之心,而且丧失基本的道德底线。我们不接受对民主、自由、法治的质疑,不接受对专制、人权、政策的指控,不接受对国学、中医、传武的批判,不允许任何人对“中国”说三道四。我们与外族天然对立的秉性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不仅推动着民间舆论,也左右着外交方向,世界会如何看待这样的中国呢?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价值观未必是大浪淘沙中自由意志的选择,而是受文明束缚和统治者精心操纵的结果。如果不敲开文明的外壳,在恶意的磨砺中进化重生,恐怕再雄厚的资本、再强大的武力也不会被世界认可,更遑论领袖世界。

西方文明不是洪水猛兽,中华文明也不是宇宙真理,其普适性将汇入现代文明的主干,其独特性将成为民族风格或历史遗产。我不觉得禁锢人心的四书五经全都是至理名言,不觉得几千年固步自封的中医有什么可取之处,不认为对新冠疫情的指责有任何辱华成分,不认为“反送中”、“反国安法”的香港民众就是暴民;我不知道称呼台湾不带上“中国”二字有什么值得愤怒,不认同武力攻打台湾有任何正当性,也不愿意在疫情持续蔓延时歌功颂德。我不相信“离开祖国你什么都不是”的鬼话,不认可以国家安全为名剥夺公民权利限制言论自由的行径,也不赞同他国的暴政就一定不能干涉……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不仅写在《美国独立宣言》里,也写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当狭隘者还固守在自己的国家、民族、文化、政权、意识形态不容置疑时,那些真正伟大的人正跨越星辰大海,谋求全人类的福祉。英国诗人约翰·多恩有言:“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伤,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